美国有一些非正式劳动力，这些人兴致勃勃的忙活着，他们种植珍稀蔬菜，改装自己的车，将世纪晦涩难懂的法国小说译成英文。他们是一群业余爱好者，沉溺于某种嗜好并热情洋溢，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是热情有余而才能不足。这种说法并不公平，甚至不能称为是准确的评价。业余爱好者的技术在逐渐提高，参与复杂和有组织的工作的能力也在逐渐提高，从电脑编程、新闻业到科学领域，他们在很多行业都可以和专业人士媲美。业余爱好者的能量和贡献为众包这个引擎提供了燃料。

　　在人们对“独立音乐大奖”（Plug independent music awards，以下简称PLUG）的全力支持中，我们能看到这种能量和热情。PLUG类似于格莱美，两者都是一年一度的盛会，而且都是为了褒奖本年度的最佳音乐成就。然而，除此以外PLUG一点也不像格莱美。出席格莱美的是上百位音乐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而参加PLUG的仅仅是几百位来自曼哈顿不修边幅的爵士乐迷。格莱美全国转播；但如果不能适时地找到所需技术，PLUG就只能通过网络直播。格莱美能吸引到一大堆巨星，并颁发给获胜者一个镀金的“留声机”，PLUG的获胜者很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被提名，即使他们来到现场，也一无所得。

　　PLUG并没有把自己太当回事，这是不言而喻的。整个庆典散发出一种松松垮垮的感觉，从音乐人到表演嘉宾以及后台的技术人员，都算不上专业人士。事实上，PLUG一个全职员工都没有，这也正是它吸引人的地方。每有技术故障发生，观众就大笑，欢呼。PLUG的奇异世界和今天的流行文化非常合拍，在他们眼中，卖不掉的音乐永远胜过华而不实的音乐。

　　2007年二月，我第一次参加PLUG，但并非为这个庆典本身而去，而是为了研究一下组织者聘请的22名为晚会摄像的业余摄影师，他们分文不取义务劳动。他们是iStockphoto的员工，iStockphoto大约有5万名摄影师，他们拍摄在网站上出售的照片，几乎都是业余爱好者。该公司利用了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一种不平衡现象，那就是：让人惊叹的、突破性的照片已经变得随处可见，但是专业图片机构仍然把他们当作稀有资源。iStock将他们的产品众包，售价远低于竞争对手，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胜利。

　　有一种说法很适合iStock的摄影师：他们挤在正对着舞台的一个预留区域，如果不是因为脖子上挂着通行证，人们会觉得他们是粉丝。这是一种很恰当的说法。PLUG实质上是一个展示大众勇气和才华的节日。每个颁奖间隙的音乐，图片或者男声四重唱……都是这种才华和勇气的表现。PLUG庆祝的，是业余主义最好的一切：真实性，勇气，热情，也许最重要的是，对于自己在世界上卑微的位置，他们拥有一种发展甚好的幽默感。在绿色的屋子里，我称赞一位组织者杰瑞·哈特（Gerry Hart），认为他们能成功完成这个活动实在难得。他对我说“我们知道自己永远也做不好，所以只好将错就错。

　　我想要得到iStock职工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在表演中间，我很关注一位名叫尼克·莫奴(Nick Monu)的摄影师，他看上去太年轻了，就像高中校报派来拍照的学生。事实上他已经22岁了，高大英俊，而且聪明。莫奴有种很轻松的笑容，这让他无论是去卖证券、汽车还是豪宅都能稳赚。从外表看，你绝对想不到他代表的（业余爱好者团体），会是职业摄影师的最大威胁，柯达傻瓜相机的出现，是职业摄影师失业的导火索。

　　莫奴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选择了布朗大学医学院。他出生在母亲的家乡（乌克兰）基辅市，长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他的父母是分别是心脏病专家和儿科医生，出于各种原因，人们对医生这个职业仍然充满向往。莫奴的父母供职于第三世界的各种诊所，所以他们并不富裕。但是他的母亲还是让两个儿子都学了艺术。“我们必须上钢琴和画画课。妈妈对此非常认真。”莫奴先学的画画，后来到纽约北部上的高中，那时起开始拍照。“拍照是为了临摹相片，因此我买了一台数码相机，先拍下来，再画在画布上。”很快，他意识到，比起油画自己更喜欢摄影。莫奴凭借一腔热情，开始追求摄影之梦。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也是从业余摄影师开始职业生涯的，他把自己的经验介绍给大众后，关于热情的作用感染了很多业余摄影爱好者。

　　如果这是1985，1995甚至2001年，照相对莫奴来说最多只是一个爱好。但是，摄影让莫奴进了医学院，因为他攒了很多钱。“我上个月赚了1万美金。”他羞怯的承认，好像这么说未经深思熟虑。经济上的成功没有让他眩晕，他说“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一边学医一边照相。”

　　莫奴和iStockphoto签了一份独家报道的合同，公司37岁的CEO布鲁斯·利文斯通邀请他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由于iStock是赞助商，所以利文斯通能保证其摄影师拥有独家拍摄的权利。杰瑞·哈特是利文斯通早年玩朋克时的老朋友。2001年，两人决定不玩混音了，去办一个颁奖礼。当我们和哈特以及一些音乐人在绿屋子里休息的时候，利文斯通说，“确实，这是出于我们对MTV颁奖礼以及其他颁奖礼的鄙视。”

　　最后，我还是漫步到大厅去看节目了。我做音乐报道已经好几年了，经常和摄影师混在一起。摇滚摄影师和记者都是为了同一个原因做这件事：对音乐的挚爱。这种呼唤渐渐成了一份事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满地都是啤酒的舞台失去了吸引力，各种乐队混在了一起。

　　而专业音乐记者经常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在人群中你很容易认出他们，因为他们既不（随着音乐）摆头，也不踏脚，而是带着一个时尚的假笑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莫奴和其他iStock的摄影师则恰恰相反。在活动快结束的时候，一位名叫路易斯的摄影师把摄影包扔在了地板上，他晃动着一头乱发，随着音乐的节奏摆动。他将相机举过头顶，没有对焦，随心所欲的拍照心，快乐而随性。他对我露齿一笑，举起他的食指和小指，比划出魔鬼犄角的动作——这是全球通用的摇滚标志。

　　当一个“爱好”为一位摄影师每月赚得一万美金的时候，大概该重新定义一下“业余爱好者”这个词了。和莫奴情况一样的iStock摄影师很少，根据iStock职员的一项调查表明，他们中只有4%把摄影师作为一个主要职业。美国税务局（IRS）对职业摄影师的定义是：靠出售照片赚取5000美金的人。这点莫奴也许还不知道，他并不打算为了摄影牺牲自己对医学的理想。

　　如果你靠纳税申报单来养家糊口的话，依靠经济收入来区分职业和非职业摄影师是一个很好的基本原则。但如果从众包的角度来看，这种分类只会为你带来困惑。有一点在众包中很明显：只有多才多艺和拥有专业背景的人才会参与众包。尽管iStock里面很少有职业摄影师，但超过半数的人至少在正规学校里学过一年的艺术，设计，摄影或者相关的艺术创造基础。

　　这是一个大众参与的年代，互联网创造了机会。有一点很清楚——我们需要更灵活的定义“业余爱好者”。如果一个人之前没有在生物医药学领域进修过，但他在治疗葛雷克氏病（Lou Gehrig’s disease）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我们还能称他为业余爱好者吗？当然，这和我表演楝笃笑（类似单口相声的一种表演，译者注）不是一个概念。在《专-业余革命——热情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和社会》（《The Pro-Am Revolution—How Enthusiasts Are Changing Our Economy and Society》）中，作者查尔斯·利德比特和保尔·米勒认为，近几年业余爱好者做出的贡献，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大幅增加。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这个词——“这些人是以专业标准工作的专-业余爱好者。”他写道“在20世纪，业余主义是一个嘲笑别人的词”，而“专业主义则代表着严肃和高标准。”

　　通过对运动，表演，园艺和其他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新种类的业余爱好者已经出现：“专业余爱好者是博学的，忠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并通过网络工作的人。”我想提出一点不同意见：要知道，对业余主义的理解不仅是一个称呼，而是一系列的事情。

　　无论是否专业，人们都对众包都很感兴趣。再谈的深一些，一些项目会为众包的参与者付钱（比如iStock），一些不会(比如Wikipedia，译者注)。但几乎所有的众包项目都具有两种共同的属性：一是，参与者并不是冲着钱来的；二是，他们贡献的是业余时间。也就是说，他们是在贡献自己额外的能力，或者说是利用“空档期”投身于他们热爱的事情。

　　众包出现在全球业余爱好者复兴的时期，这不是偶然。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突然出现了这个充满创造性的事物。教育的发展速度呈幂指数，同步出现的还有互联网——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播知识的工具。但是众多有才华的，身怀一技之长的劳动者还是必须在人才市场辛苦寻觅，因为劳动力市场对专业学位的要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让人们感到无论上多少学都难以满足，再加上（人们对）工作的满意度空前的低。那么在专职之外，大家希望寻找更有意义的工作，这奇怪吗？

　　网络有最明显的证据。很显然，互联网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工作和消费的方式，同样也改变了娱乐的方式。人们把过去打保龄球或者玩桥牌的娱乐时间逐渐花在了制造信息上——比如写博客，在上写食评，或者在上留言——这是正火的一个电视节目的网站。这些网站凭借广告收入赚钱，并已经将大部分制作内容的工作众包出去了。

　　很难确定业余人士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做出了贡献，但经济增长随处可见。比如，网页的数量正在成幂指数增长：1997年是2亿，到了2005年就达到了115亿。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博客的增长。2008年1月，YouTube有超过八千万的视频，至少有一半是业余爱好者的作品。粉丝在哈利波特同人小说①网上发布了45000个故事，这令人惊讶。他们将自己对儿童神圣权利的热情转换成了对创造性小说的嗜好。互联网实质上就是一块诞生奇迹的土地，是非专业人士才能的极致展现。

　　艺术和工艺DIY（自己动手做）的活动日益增多。喜欢DIY的人们很喜欢看《现成品》（《ReadyMade》）这本杂志。2001年，它预计的读者数是3万。到了2008年2月，杂

　　①：是指读者从一部作品中衍生出来的其它小说作品，也就是读者改编原著的情节。

　　网络商店Etsy让手工制品火了一把，他们的口号是“买卖手工制品的天地。”

　　你想买一个用罐头和瓶盖做的哨子吗？或者一块洋梨草莓香皂怎么样？听上去似乎都是些不起眼的玩意，其实不然：2007年，顾客在Esty花了2700万美元。

　　而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业余爱好者的兴起标志随处可见。以鸟类学为例，在互联网出现前，观察鸟类只是个别热衷于此的专家做的事；然而近年来，观鸟越来越受欢迎。根据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将近5000万美国人从事某种形式的野生动物观察。垂钓和狩猎的减少促进了鸟类观察活动的发展，但这种增长主要还是有赖于网络社区的增长，这些网站传授鸟类观察的基本知识并记录现存鸟类的数量。

　　鸟类学家并没有忽视这些变化，鸟类学康奈尔实验室便负责协调统计全国的鸟类数量。

　　1996年，共有1万1000人参与了鸟类数量的第一次统计；2007年，超过8万人参与。这些观察者是无价的资源。“我们相信它将从根本上改善鸟类学领域的研究方式。Bsport体育”康奈尔实验室的研究员克里斯·伍德说。“在多种鸟类分布和迁徙模型方面，业余鸟类研究者的众多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发现。”

　　“几乎没有其他方式能涉及如此大的范围，”伍德说，“和业余鸟类研究者相比，从事鸟类领域专业研究的人太少了。”在许多案例中，这些爱鸟人在收集数据方面，准确的说是在记录鸟类的数量上，比专业鸟类学家更厉害。这种基本形式的数据收集恰恰是爱鸟人的专长。

　　我希望能找到一个业余爱好者代替专家的例子。伍德说，“我们现在了解的很多鸟类知识都来自爱鸟人，只选一个太难了，”但他想了一会后，告诉我一个极好的例子。

　　有一种叫褐噪鸫（Cozumel thrasher）的鸟，居住在墨西哥科兹美岛。接二连三的飓风摧毁了岛上的栖息地，人们都认为它已经灭绝了。2004年，一些爱鸟者发现了这种鸟，随后将这个发现发表在一本行业外的鸟类观察期刊上。几年以后，一组科学家到科兹美考察，看到褐噪鸫。回到美国后大张旗鼓的向世人公布他们的发现。爱鸟者对此的反应就是，“是的，那很有趣，可这事我们几年前就做了。”——专家忽略了阅读业余爱好者的文献。

　　为了避免这样的重复劳动，网站eBird应运而生。2002年开始，eBird通过爱鸟者最基本的工具“清单（checklist）”记录了众多的鸟类知识，资料被录入禽类知识网(Avian Knowledge Network)，这是一个业余和专业鸟类研究者最常使用的鸟类观察资料库。伍德给我看了一个表格，展示了2003年~2008年每年5月份注册的观察者数量。第一个5月，eBird收到了超过10万份观察报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令人尊重的数字。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提出了一项市民科学计划——‘你们能怎么帮助我们’”为了更好的为爱鸟人服务，网站进行了重新设计，可以说是180度的大转变。伍德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个功能，网友可以自己做一个网页，并拥有个人清单。“爱鸟人喜欢这样的东西，也乐于在里面和其他人互动交流，那我们就满足他们。”到了2008年5月，eBird收到超过115万份观察报告，几乎是2003年数量的10倍。

　　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外包。如果众包改变的第一个行业是库存图片，那么鸟类学就是第一个因众包改变了“学术原则”的领域。互联网允许业余爱好者和专家适当“联姻”，因此，曾经由专家主宰的领域，业余志愿者团体现在也肩负着一定程度的重大责任。

　　鸟类学家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定期观察鸟的活动。然而，简单的收集数据并不需要博士学位才能完成。可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即使这些“百姓科学家”想要帮把手，组织和协调他们的工作也很难完成。现在，热情洋溢的业余爱好者汇聚到这个基地，鸟类学家多了上千双眼睛，而在双方努力下得出的数据资料，又为他们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养分，（这就）建立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圈。

　　虽然是新科技推进了业余爱好者的这种行为，但它的内在动机历史悠久。电视以及吸引观众的体育运动出现之前，人们的娱乐和今天有很大不同。植物学——收集，鉴定，归类所有的花卉，是19世纪最流行的消遣之一，你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一群自称“植物迷”的业余爱好者曾携带旅行指南和样本箱，穿过了美国广袤的森林，沼泽，大草原，沙漠。这些业余植物学家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种，那时只有极少数植物学专家给予他们鼓励和指导。

　　到了20世纪初，一切都变了。植物学领域充斥着众多专业人士，他们嫉妒业余爱好者做出的贡献，却无视其能力。专家们认为，业余爱好者玷污了本来很纯净的学术纪律。1897年，他们成功的将“自然研究”从高中的课外学术活动中删除，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人立即减少了。20世纪前几年，植物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变得专业化。

　　一个多世纪以来，专业化的研究院将艺术和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挡在了门外。后来，他们中的一些取得了很多成就，并以自己业余的身份为荣，如果被叫做专家，他们反而会觉得是种侮辱。业余爱好者的情况有了改变和发展。

　　弗朗西斯·培根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16世纪末17世纪初，他建立和普及了科学研究的归纳法。但科学其实是培根的副业。在他的时代，培根是人所共知的律师、作家、政治家和大臣。

　　他还是一名贵族。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贵族阶层厌恶所有职业，他们认为通过劳动获得金钱是下等人的所为，追求知识本身却受到尊敬和羡慕，但前提是追求的是广义上的概念，而不是某种特定的知识。谁能够投身于如此旷日持久又没有收入的脑力劳动呢？自然是有钱人。发展到这个程度，科学合作毕竟已经存在了，它对人类理解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当时的科学合作是以绅士俱乐部的形式存在的。那时根本没有学术期刊一说。

　　受到培根的巅峰之作《新工具》（Novum Organum）的激励，一群哲学家、医生、业余天文学家以及数学家，组成了一个他们称为“隐形学院”的“学习机构”，平时通过信件互通有无，`与学术机构没有任何金钱和组织上的联系。但无论如何，这里主要是有钱公子为将来能进入法院或成为大人物做准备的地方。“隐形学院”的目的是“通过实验性的调查研究获得知识。”一些成员成为了那个年代知识文化方面的先驱，包括罗伯特·胡克（他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掩盖了在建筑方面的贡献），克里斯托夫·雷恩爵士（他在建筑方面的成就掩盖了科学成就），还有罗伯特·玻意耳（他是现代化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这些人都可谓业余爱好者，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个词和现代人的理解不一样，它不是褒义词。

　　这类具有启蒙作用的尝试同样发生在艺术界。举个例子，提到卢梭，人们最熟悉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它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火种。但在他的年代，卢梭是凭借喜歌剧（又称“谐歌剧”，与正歌剧对立的歌剧种类），散文和小说广为人知的。

　　1660年，隐形学院已经被制度化，更名为英国皇家学院。接下来的一百多年，皇家学院的成员——按照现代的定义——都是业余爱好者——他们将肩负起推动人类学术界最重大进步的责任。“业余爱好者的典范”——这个词的拉丁文词源是amare，意思是“去爱”，它的原型是“绅士学者”的意思，后来有所改动。

　　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了第一阶段的工业革命，对专业化的要求更高了。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讨论的重点就是专业化分工的原则。他写道“到目前为止已基本成型的，每一个艺术领域的劳动力分工程度，和它建设性力量的增长成正比。”正如史密斯预测的那样，随着工业化的加剧，个人的工作职能逐渐简化为“某种简单的操作。”

　　19世纪，大学成为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取代了贵族。成长中的美国和欧洲大学，出现了一批专业的学术机构。专业化出现后，许多更为严苛的方法论随之传播，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里，对业余爱好者的敌意逐渐扩散——随着商业市场的出现，科学和艺术也变得越来越追求专业化。

　　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在1830年的著作《英格兰科学的衰落》中指责皇家学院开始变得老朽和庸俗，向那些最富有但往往最无关紧要的成员谄媚。巴贝奇提到，相比之下，因为重视价值和专业化，拿破仑·波那巴统治下的法国学术研究系统繁荣兴旺——离开传统的资助人后，这些学术机构的存在完全依赖政府基金。

　　皇家学院的成员没有工资（一般也未经培训），他们的责任就是对某个项目有“传说中”的兴趣。皇家学院让曾经的绅士文化日渐乏味。1831年起，国家为了这种不良影响，成立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巴贝奇的文章从那年开始有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职业选择，正是出于对这种职业精神的领悟，他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年轻的时候，达尔文已经对植物学着迷，上大学后，他仍对此兴趣盎然。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医生，深信儿子应以宗教或医学为生。

　　但到了19世纪中期，时代不同了。科学家团体日渐受到尊敬，借此，年轻的达尔文说服了父亲，乘坐HMS Beagle号(轮船名)，踏上了自己宿命的旅程。

　　19世纪，工业革命体现了史密斯的劳动理论。工业革命中，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作比以往更加专业化，逐渐展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一流的效率。在美国密歇根的高地公园，哈利·福特的汽车装配车间，这种效率达到巅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学术机构中也出现了劳动分工，在现代化研究型大学建立后出现了高潮。现在，本科教育和学术成就之间有着清晰的界线，教授们必须在日渐增多的纪律约束下工作。即使艺术和科学的分类细化，大学教育的重点还是停留在前工业时代的文艺复兴理想上。为了适应上层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大学开始培养“多才多艺”的年轻人，毕业后他们将在正统的（原文为新教徒的）法律机构和大公司的办公室工作。我们的大学实质上仍然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加工品，文艺复兴是一个时代的代表，那时模范公民能够使用钢笔，犁头，和量角器。这是一件好事，它让每个人变得有趣和好奇，但这类人希望通过有意义的劳动，获得有回报的人生。

　　二战后，虽然大学的课外活动还是老样子，但大学生的数量有所改变。美国军事法①

　　使得中产阶级终于有钱负担上大学的费用。根据大学委员会的统计，“从1940年起，25岁~29岁完成4年或超过4年大学学业的人口，比例翻了4番。

　　①GI Bill: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通过的条例，规定政府对退役军人提供教育贷款和赠款,帮助退役军人获得高等教育的资历。以后,GI Bill逐渐扩大到现役军人在职进修。

　　这也是一件好事。教育是推动信息经济向前发展的引擎，从金融服务到市场营销，它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要求专业学位的公司越来越多，逐渐占了大多数，这与“自由教育”的观念相冲突。尽管近年来的趋势是，让学生倾向于取得比如工程，商业，通讯等能尽快学以致用的学位，但乔治亚大学高等教育的教授希拉·斯劳特还是注意到，学生的课程中选修课占了大半。因此，即使是最专心致志的商学院学生也可能爱上艺术、历史；即使最专心致志的人类学学生，就像我自己那样，也可能发展出对气象学的喜爱。“从创造‘游戏空间’来看，大学并不鼓励专业化。游戏空间，是鼓励学生尽可能的广泛尝试和体验。”斯劳特说。

　　斯劳特注意到，学生可能在上课时学到摄影或者播客之类的技能，但会非常迅速的将这些所学运用到他们的课余生活中。开始是选修，逐渐成为兴趣，毕业后便成为副业。特别是如果能轻易在论坛上找到许多志趣相投的人，一起互动交流，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众包利用了一个事实：我们的兴趣比名片给人的遐想更多样化。

　　虽然大学生专门化的学习各种专业，但即使这样，找到一份真正学以致用的工作的毕业生还是越来越少。

　　艺术学位比一般学位的数量增长更快，但只有少数学生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并以此为生。如果留校，得到的也可能只是一个附属职位，薪水很少，缺乏保障。即使是这样，能获得这个职位的学生也不多。相对比较多的人，会去找一份应用艺术的工作，比如插画或者设计，他们会因此深感幸运。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艺术专业，几乎没有一个科学专业能以“纯科学”生存，化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很可能成为某个投行的银行家或者管理咨询师，正如他能成为化学家一样，无需介意将自己的所学用于专业外的地方。

　　结果是，相当多的人在本职工作以外的地方找到了他们最有意义，最具回报的劳动内容。“众包”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了，它是利用业余爱好者创造出的经济价值。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无意中给了非职业人士与专家同台竞技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对专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欣然的接受了业余爱好者，这奇怪吗？那些曾认为“如果我在那个位置，我也能做他工作”的人，现在可以印证自己的想法了。人们喜欢的是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不是专家、理论家，或者电视节目里夸夸其谈的人。广受欢迎的“真人秀”无疑是这种集体狂热的表现，然而这个主题其实在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

　　事实上，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从未如此之低。据2006年12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公众信任和尊敬的排名中，政客仅排在汽车推销员之前，记者以微弱优势险胜政客。

　　这样的调查给了人们一种误导：大众仅仅是对“专家一族”不抱幻想了，其实那还不是问题的核心——由于知识上的鸿沟，专家和大众曾有着难以改变的差距，（现在）这种鸿沟已经缩小了。过去，专家获得独家信息，然后（向大众）翻译；律师在法学院学习我们法律系统的秘密；记者建立人脉，获得内部信息，以完成他们的报道，政治家拥有获取信息的特权，或者是拥有进入（政府）机构的一扇窗口。而今这样的工作方式已成记忆。互联网与这个封闭的系统相对立，它的定义是：由众多结点组成，能够快速而轻易的传播信息。互联网让所有的等级制度化为乌有。现在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信息想要免费”，是由一位名叫斯图尔特·布兰德的作家在1984年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它和字面意思无关，主要是说，万维网的设计颠覆了围绕信息的收费问题。

　　简单地说，人类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知识，曾经神秘的世界不再神秘。通过互联网，业余爱好者可以获得和专家一样多的信息。2007年3月，极受欢迎的左翼政治博客Talking Points Memo（TPM），请读者帮助仔细搜索由司法部发布的上千个文件，这些文件与冈萨雷斯管理下的美国律师公司有关，其中一些文件因为非法受到指控。这和奥特朋或者康奈尔的鸟类学家采用的方式一样，群众的眼睛是种强大的力量，要学会利用它，（结果，）TPM的调查记者揭露了司法部内部的一些政治操纵行为。信息在民主化方面远远超过了政治，也超越了法律，媒体和医学。

　　正如我们在鸟类学的案例中看到的，众包已经影响了那些看似最它的领域，比如科学研究。对影响其他工业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科学无法免疫。“很多在华尔街做股票分析的人都拥有理论物理的博士学位。”肖恩·卡尔森指出，他在建立“业余科学家社团（SAS）”方面的杰出表现让他赢得了麦肯阿瑟基金天才奖。

　　“他们的‘初恋’是科学，（所以）利用回家后的时间再一次实践纯科学。”卡尔森自己有一个核物理的博士学位，但他在1994年建立了SAS，他相信，“普通人也能参与到非凡的科学事业中来。事实证明，科技很伟大，它帮助我们实现人人平等。”卡尔森提到，类似鸟类学和天文学这样的领域，在收集原始数据方面已经开始日渐依赖业余爱好者。

　　随着互联网对知识的传播，业余爱好者也开始帮助（专家）进行数据分析。iStockPhoto发掘出数量激增的众多优秀摄影师，他们的专职工作与摄影无关。一个叫做“创新中心”（InnoCentive）的公司正在想办法开发才华横溢，人数众多的科学家，他们最有意义的项目都是在临时搭建的实验室里完成的。

　　乔治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业余科学家，虽然她形容自己的家庭实验室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是这个词。

　　她在意大利阿布鲁佐区的小镇生活了34年。做完晚饭，让8岁的女儿黛安妮和丈夫亚历山大睡下后，乔治亚穿上皱皱巴巴的旧实验室工作服，收拾好做饭的东西，小心的拿起她的烧瓶，烧杯和试管，从阁楼上取下一个精密的小天平。这个场景似乎只能发生在高中科学课堂，但是乔治亚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在过去几年里，她花了大量时间加夜班，研究那些令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家感到头疼的问题。乔治亚是为“创新中心”工作的科学家之一，他们通过无限延伸的网络聚在一起，这家众包公司的基地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

　　“创新中心”的客户包括世界500强的公司，比如宝洁，杜邦和巴斯夫。当公司的研发部门遇到某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就将问题交给14万来自170个国家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会定期浏览“创新中心”的网页，寻找工作。解决了问题的科学家，大部分将得到1万~10万美金的酬劳。但乔治亚立即指出，钱并不是主要的动力。“我爱实验室，”她说，“就像爱我的孩子那样。”读博士时，她就在一些项目上表现出色。她的专业是洗涤剂配方，农用化学品和分析化学。在意大利，和在其他大部分国家一样，很难找到研究性的岗位，于是乔治亚做了质量经理，为一家杀虫剂工厂工作，工厂离家很近。对于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工作，她感到很高兴，但这份工作颇为程式化，从此没有了在实验室工作的那种挑战。

　　乔治亚并不孤独。很少有科学家能在纯研究的领域里工作，比如天文和物理。这就像很少有艺术学校的毕业生能靠展览维持生活一样。10年前，乔治亚已经能接受市场的现实，她将自己对农用化学的热爱投注在自家花园里。但在这样一个无限互联的时代，她能够将热情献给那些与“创新中心”合作的公司，并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同时，获得颇为丰厚的报酬。

　　在乔治亚加入“创新中心”后的4年里，她帮助“创新中心”解决了两个大难题。第一，她发明了一种染料，在加入一定量的洗涤剂后能让洗碟水变蓝。尽管与“创新中心”合作的公司不应被公开，但乔治亚稍后就发现宝洁申请了一个和她的这项发明有关的专利。她的这项“厨房实验室发明”为她赚得了3万美金。之后，她又获得了1万5千美元的酬劳，因为在她的帮助下“肿瘤标志物”的研究得到了发展——这是一种用在治疗肌无力症（ALS）或者葛雷克氏症①中，衡量治疗结果的指示体。令人惊讶的是，乔治亚之前并没有接触过肌无

　　这笔钱补贴了她和丈夫的日常收入，自然多多益善。“我们确实打算将来有一天搬家，现在的房子（虽然）风景很好，但街上的噪音太可怕了。如果我能再赢（一笔奖金），也许会给自己一个奖励，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

　　但乔治亚认为，比钱更重要的是她又开始进行真正的科学试验了——自从为“创新中心”工作以来，她重新开始查找科技著作；为了收集化学合成物的资料上网浏览网页；她还将可燃液体装满烧瓶。

　　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定义某些为“创新中心”工作的特别劳动力：他们并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大部分是像乔治亚那样拥有热情和好奇心的博士，渴望在空余时间里挑战某个智力上的难题。在“众包”的标准下，“创新中心”为参与者提供了丰厚的经济激励。

　　但说到“创新中心”，这些参与者们有一个共同的评价：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它很有趣。在“创新中心”的科学家们眼里，解决学术领域之外的问题就是有趣。

　　大多数成功的参与者将自己定义为科学“通才”，这样的人为数不少，这不是偶然。一位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诺瓦克的快退休的物理学家大卫·特雷西，在他网页的个人介绍中，列举了跨专业研究的几项兴趣，比如“互除法”和“光学工程学”。特雷西写道，“一个好的难题，需要创新的解决方案，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充满活力。”他正在为本地一个公益林业组织研发一套低成本系统，该系统可以自动计算树木的数量。大卫·特雷西发扬了弗朗西斯·培根在智识上海纳百川的精神。

　　不是“创新中心”戴着有色眼镜，而是有些参与者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地道的业余爱好者。正如参与者不知道委托公司的名字，“创新中心”也不会公开参与者的身份。“创新中心”的首席科技官吉尔·帕内塔（Jill Panetta）说，“这是为了（确保）民主化，客户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高中教师。”只有当公司接受了解决方案后，他的身份才会被揭晓。而结果经常让委托公司感到惊奇，比如曾经有两个人，一个是来自于阿根廷的电脑程序员，一个是达拉斯大学的学生。

　　我们做的事情简单但意义深远。帕内塔说，“作为组织者，你有能力将这些问题放在众

　　多拥有不同研究背景，不可思议的人才面前。”看上去，这种策略对“创新中心”很有效，他们的客户已包括大概30家顶级公司。平均算下来，每个成功的解决方案为“创新中心”赚到的钱是解决问题的人赚的20倍。解决棘手的科学和技术难题，悬赏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而且逐渐被接受。“我认为，6年前开办公司的时候，我们已经领先于这个行业了。第一次与世界500强的公司接触时，他们觉得我们疯了，但现在他们都懂了。”

　　在一些领域，科学家只能使用非专业人士，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小雷·奥尼尔博士是佛①特征性表现是肌肉逐渐萎缩和无力，身体如同被逐渐冻住一样，因美国著名棒球明星Luo Gehrig死于此病而称为葛雷克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

　　罗里达农业和机械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奥尼尔的工作经历是这样的——斯坦福博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博士后研究员——这意味着他拥有丰厚的科研资金。但奥尼尔是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天体物理学不受宠的时代研究宇宙射线的。他说，“国家按年为我所在的大学提供补助，但我没有让10个博士后，20个毕业生在我的实验室工作。”取而代之的是，奥尼尔和他的同事——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宇宙射线研究员黑里欧·塔卡伊，决定将他们的研究项目众包。

　　他们发明了一种设备，能从太阳中探测到宇宙射线，然后将数据无线传输回实验室。他们招募“市民科学家”、高中生、大学生，还有任何能安装和维护探测站的人。“我们希望最后他们能遍布全球，这样一来，人类对太阳射线是如何与地球环境互动的问题，会有革命性的发现。”

　　“业余科学家社团”的肖恩·卡尔森说，这样的合作只会越来越多。“你拥有这些才华横溢的人们，他们对科学充满热情。专业的团体将意识到这是怎样一笔财富，接着你会看到，这样的项目数量会急速增长。”

　　通过“创新中心”和iStockPhoto，我们简单的了解了这种类似劳动力的资源——非正式劳动力，他们是如何工作的。

　　一方面，它以全世界的人才为基础。互联网消除了参与障碍，提供了一个获得大量智力资源的入口，他们分布在诸如东欧，印度和中国等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众包是一种超级外包。大概45%的iStock使用者来自北美以外的地方。“创意中心”的科学家组成更加国际化：不足1/3的人住在北美。

　　另一方面，就像不关心国籍一样，众包也不太关心专业资格。“创意中心”和iStock崇尚能者为王，唯一重要的就是最后的产品。这是众包最大的一个优势。麻省理工学院对“创意中心”的一份研究表明，正因为对该领域的条条框框不熟悉，参与者们才能在较为陌生的领域里表现的更出色。换言之，化学家更适合解决生物学问题，反之亦然。其实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如果宝洁的化学家能解决他领域里的棘手难题，问题就不会在“创意中心”张贴出来了。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锦囊：外行，同样也代表着思维没有被束缚的人。他们最伟大的财富就是有一双不世故的眼。正如老话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缺点都能被轻易纠正。但人们并不是很容易看到这一点。需要一群变节的电脑程序员来告诉我们，大众到底可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