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宣布将在大年三十独自踏上前往白俄罗斯的旅程时，亲朋好友大多面露难色，一副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尴尬表情。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因为爱国主义精神作祟，才选择全天候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作为旅行的第一站。此行选择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加上被称为“欧洲最后的威权国家”的白俄罗斯，一方面是学术兴趣使然，一方面是囊中羞涩所致，此外还有隐而不宣的一点私心，也就是自以为有本事能“不走寻常路”。毕竟，人们总是对未知充满好奇，而横亘在俄欧之间的这道“新铁幕”，对于多数国人而言，依然是一片全然未知的陌生领域。然而踏上旅途后，我却迅速意识到，我对那世纪末分崩离析的红色帝国，对我即将涉足的这些国度，所知所学都实在太过浅薄。面对仍然太过庞大的未知，我理应谦卑，我确乎只能谦卑。

　　“你确定要走陆路去白俄罗斯？”这是我出发前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的确，陆路往返穿越东欧平原，一路上所经历的种种艰辛，若只用“冒险”二字形容，恐怕都是轻描淡写了。

　　赴白之前，我先就入境政策及路径做了一番调研。白俄罗斯对持中国普通护照公民开放了30天免签入境的政策，但关于此政策是否适用于陆路入境，相关措辞十分模糊。向使馆友人咨询，得到的建议是乘机从明斯克机场安检入境，理由是“入境手续会更简便”。但对我而言，选择飞机入境意味着一场荒谬的环球旅行：先飞到土耳其，再转机到阿塞拜疆，最后才能入境白俄罗斯——这无疑是对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浪费。

　　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的几个主要欧洲邻国几乎都因制裁关闭了陆路口岸，陆路从申根区前往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边境检查口岸如今已所剩无几。经过反复比较，我最终锁定了两个尚可通行的口岸：一个是从波兰的泰雷斯波尔过境到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另一个是从立陶宛的梅迪宁凯到白俄罗斯的卡姆尼洛格。波兰对于陆路边境的管控历来严格，只有持波兰签发申根签的旅客，才能从波兰的陆路检查站进入申根区，否则会被原路遣返。种种限制之下，我最终选定了“波兰入境、立陶宛出境”的策略。

　　讽刺的是，就在我着手写作这篇游记的当口，立陶宛也正式宣布对俄罗斯及其盟友国家关闭口岸。这意味着，我所经历的这段陆路穿越的旅程，很可能业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成为地缘政治变迁的一个微小注脚。

　　北京时间大年三十当天，我独身一人踏上了从德国穿越波兰入境白俄的旅程。从柏林出发，先乘坐德铁运营的列车抵达华沙，然后在华沙转乘前往泰雷斯波尔的区间车。当我抵达泰雷斯波尔时，天色已完全暗下来，欧陆的冬夜来得特别早。我预订的是由白俄罗斯国家汽车公司运营的跨境大巴，这辆大巴没有固定站点，而是沉默地停在了泰雷斯波尔火车站不远处的小巷里。订票时的回执邮件里甚至精确标示了GPS坐标，显然是为了避免新手背包客们在茫茫夜色中昏头转向。当我终于找到那辆大巴时，司机正在和下来抽烟的乘客窃窃议论：“这一定是那个中国人……是男的吗？”我用俄语致以问候，吓得他们赶忙闭上了嘴。的确，在一车手持深蓝护照、倒头就睡的本地乘客中，我的存在确实显得过于格格不入。

　　过境时间漫长得令人窒息。离开申根区的手续倒是出奇地简单，波兰边检官员只是例行公事地翻了翻我的护照，盖了个章就挥手放行。但进入白俄罗斯的程序却复杂得多。当大巴驶入白俄边检站后，我的护照被迅速扣下，一位身着制服的边防军人用生硬的英语要求我“跟他走”。我被带到了边检站二楼的一间小屋，里面摆着一张简陋的桌子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国家总统卢卡申科的肖像，还有一整行“优秀边防检查站”的金字奖牌。一位会说英语的年轻军官旋即上楼来执行问讯。整个问讯过程全程录音：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入境？计划在境内做什么？认识白俄罗斯的什么人？此外，对方还要求我解锁手机，逐一翻阅我的个人相册和社交软件，看到关键之处还不时拍照记录。尽管我对此亦有心理准备——毕竟前日白俄总统大选刚刚落下帷幕，此时凭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着实可疑——但被公然窥探个人私隐，果然还是有些令人不快。

　　经过近两小时的问询和等待，我终于获准入境，车上其余乘客已睡倒一片。过完边检，又经历了一次简单的安检，大巴司机把我送到了布列斯特的汽车站。踏上这片陌生国度的一瞬间，映入我眼帘的是不远处的反堕胎宣传画，我又因为熟识的景象而忍不住微笑了。

　　布列斯特这个地名，对于稍有国际关系史知识的人而言并不陌生。一战期间，苏俄正是在这里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接受了德国的苛刻条件，以换取脱离战争的机会；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别洛韦日协议，也正是签署于布列斯特郊外40公里的别洛韦日森林。

　　然而，布列斯特不仅是现代政治舞台的见证者，更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斯拉夫人定居点之一。它位于穆哈维茨河和西布格河的交汇处，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就已是斯拉夫人重要的贸易中心。在1019年的《往年纪事》中，这一定居点首次以“Берестье”的名称被记载，这个名字在斯拉夫语中意为“桦树皮”，不难想象此地远古时期水草丰美、林荫秀丽的景象。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这座城市曾经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属地，被称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或“布格河畔布列斯特”，因其险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东欧平原上重要的陆路要塞和水运港口。

　　1795年，随着波兰被彻底瓜分，布列斯特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由于其位于西部边陲的战略位置，沙皇决定在此修建一座大型军事要塞。为了给要塞腾出空间，当时拥有11000居民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被整体向东迁移了2公里，旧城区的建筑被拆除或改建以满足军事需要。1862年，随着膛线火炮技术的发展，托特列本（Э. И. Тотлебен）将军提议对俄国边防据点进行现代化改造。从1864年开始，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碉堡进行了全面重建：主城墙被加厚，新建了一系列堡垒和火药库。到1878-1888年间，Bsport体育登录第一线座要塞形成了一个周长达30公里的防御圈。这些堡垒都以数字编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防御体系。

　　布列斯特要塞最广为人知的历史，莫过于它在二战之中几易其手的惨烈经历。1921年后，布列斯特根据条约划归波兰所有，但在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的同时，苏联红军也入驻了布列斯特要塞。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的闪电战，而作为边境要塞，布列斯特首当其冲，最终于闪击次日陷落。1944年夏季苏军以“巴格拉季昂行动”正面击溃德军主力，实现白俄全境解放之时，才再次夺回这座城市。1965年，布列斯特受封为英雄要塞，与当时的莫斯科、列宁格勒等12座英雄城市并驾齐驱。如今，布列斯特要塞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军事博物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塞博物馆详细展示了当年苏军战斗场景，但最令我动容的则是1941年守军在弹尽粮绝前留下的绝笔：“我们有三个人/我们过得很难/但我们没有就此消沉/我们会死得像个英雄”。

　　战争与和平的双重主题，在布列斯特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共生共存。尽管俄乌冲突爆发后，布列斯特作为边境口岸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它作为旅游城市的魅力依然不减。它是白俄罗斯境内接待本国游客最多的城市之一，此外，由于国内实施特殊免签政策，白俄罗斯西部的数个州（包括布列斯特在内）被划为对立陶宛、波兰公民的免签旅游区，因此即便是在旅游淡季，街上也不乏形形的外地面孔。

　　夜幕降临之时，游人大都选择聚集在旧城区主路苏维埃大街的尽头。那里仍保留着十余盏旧式煤油灯作为路面照明，而小城最忠实的点灯人维克多·彼得洛维奇，会在众人瞻仰之下将这些油灯逐一点燃。很难想象为何布列斯特执意要在城市一隅复兴这一前电气化时代的古老职业，又从一众竞争者之中选中了本职电工的维克多·彼得洛维奇，让他身着沙俄时期的老式制服完成这场仪式。众所周知仪式能够建构传说，于是有人说点灯人只会出现在和平曾经降临的城市，而触摸他制服上的金属纽扣能够带来好运。

　　站在蜂拥上前合照的人潮之外，我却又只觉得悲凉。千余年里，这座小城一再毁于兵燹，又一再浴火重生，但普通人的生活似乎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缓慢而坚定地前行，仿佛对外界纷扰的政治风暴熟视无睹。但若是蒙眼的福尔图娜再度将灾祸向此地播撒，在重如泰山的国仇家恨面前，一位点灯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也不过就是轻如草芥的凡人生死。或许，个体命运与国族历史之间的张力，恰是东欧诸国自我证成、自我建构的永恒主题：既需要铭记过去以避免悲剧重演，又需要超越过去以重建生活。

　　在布列斯特短暂度过一夜之后，清晨，我踏上了前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列车。铁轨的节奏声中，窗外的风景从鹅黄嫩绿的原野慢慢过渡到愈发现代化的景观。“明斯克之门”在漫长铁轨的尽头向我敞开。

　　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师曾对我说：“如果想看到真正原汁原味的苏联建筑，那么与其去莫斯科，不如去明斯克。”明斯克的城市规划思路出奇地简洁明了——两条宽阔的主干道在市中心交汇，一条沿着斯维斯拉齐河流向延伸，另一条则指向莫斯科方向。这两条主干道框定了城市的经纬脉络，而明斯克最引以为豪的苏联风格建筑群则分布在这两条干道的两侧。明斯克并未全盘摒弃苏联时期的地理命名方式，车载广播中不断提到以“十月”、“胜利”、“五一”、“列宁”、“高尔基”、“伏龙芝”等命名的广场和街道。城市的建筑风格也大多是修旧如旧，纯粹的苏联式未来主义与粗野主义的结合体——棱角分明的建筑线条，大面积的混凝土外墙，宽阔得近乎奢侈的广场，无一处不是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美学的独特表达。离开主干道区域后，城市则呈现出一种时空交错的奇妙特征：80年代的波浪形高层公寓（被当地人戏称为“玉米楼”）与21世纪的玻璃幕墙高层塔楼相对而立，脚下是成行陈列的赫鲁晓夫式板楼，现代化仿佛涟漪从中心荡向四周，触及边缘之时只余一些最轻微的扰动。

　　环城参观结束后，我和朋友决定前往当地的美术馆与图书馆，希望通过这些文化机构，更深入地了解一国一城的文化基因。

　　甫一走进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我旋即意识到了其中的独特之处：这座美术馆的布展模式与西方主流博物馆大相径庭。在欧洲的国家性艺术博物馆，如德国新美术馆、旧博物馆，法国卢浮宫，俄罗斯冬宫，即便是波兰的国家美术馆，参观路线通常都是从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艺术品开始，而后随历史演进顺序逐步过渡到后世以及其他文明区域展品陈列。这在博物馆学的语境中，可解读为对“黄金时代”古典审美情趣的尊崇，但也隐含了对其欧洲中心式殖民扩张的炫耀。

　　明斯克的国家美术馆却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开场：大厅中心位置悬挂的作品上，即是著名的“胜利旗”——1945年插上德国国会大厦穹顶的那面红旗。展厅的第一部分专门讲述了博物馆如何在二战期间幸免于难，战后又是如何重建馆藏。当前馆藏大多来自战后的文物追讨：1944年国家对被纳粹掠夺的文物进行了梳理，编制了长达89页的追讨清单，三年后182箱博物馆珍品从德国运回明斯克。此后，博物馆又陆续从疏散地和其他收藏点收回了大量文物，从而构成了当前的藏品内容。这似乎昭示着，布展人并非以文化传承作为其叙事起点，而是从国族的历史创伤和复兴历程出发，要求重构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主体性。

　　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国家美术馆的藏品却隐约流露出一种边缘特征。博物馆最核心的常设展厅里陈列着许多俄国著名画家的作品，其中不乏艾瓦佐夫斯基、希施金、萨符拉索夫以及列宾等名家。然而，这些作品大多不是这些画家的代表作，而是一些次要作品或风格类似的变体，抑或是同一作品的习作或仿作。当我看到墙上挂着普基列夫的《不平等的婚姻》时，更加确证了自己的想法——我去年七月才在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见过这幅画，所以此处所见的画作必然并非“原作”。经过询问确认，这里展出的确实是同一主题的另一版本。

　　作为一个没有殖民史、反而多次被侵略征服的国家，白俄罗斯似乎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文化上的从属地位，无法形成以本土历史为中心的文化叙事，更无力在强权面前捍卫自身的文化资源。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资源往往流向了历史上的“宗主国”，而许多复制品、次要作品或习作作品则留在了本地，甚至“宗主国”会主动输出并影响“附庸国”的文化叙事和艺术审美。美术馆的工作人员见我们面生，极力推荐展厅正中的列宾画作，拄着拐杖领我们去看。面对如此和善温良的老妇人，我强忍着咽下了已到嘴边的问题：七十年后回望过往，人们所对抗的和人们所拥抱的，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

　　第二天的国家图书馆之行，则又让我重燃了些许对此地文化自主性的希望。图书馆内除了常规的文献馆藏外，还有一些精彩的临时展览和常设展览，其中最为惊艳的是位于图书馆最高层的一个关于书籍历史的特殊展厅。正是在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白俄罗斯作为古斯拉夫文化核心重镇的历史意义。

　　国家图书馆门口矗立着弗朗西斯克·斯卡里纳（Францыск Скарына）的雕像。斯卡里纳作为15-16世纪的印刷家和翻译家，是东斯拉夫地区文化史上的关键人物，他的生平本身就是一部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斯卡里纳出生于白俄罗斯的波洛茨克，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和意大利的帕多瓦接受教育。这种教育背景使他成为一位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具备跨学科知识和多元文化视野。1517年，他在布拉格开始了出版活动，以“Biblia Ruska”为题印刷了《诗篇》和22卷《旧约全书》。他称这些布拉格版本为“小书”，全部以四分之一张纸的格式印刷。在这些白俄罗斯版本中，《圣经》正文使用教会斯拉夫语，而作者的序言和后记则用旧白俄罗斯语撰写。斯卡里纳不仅在技术上开创了东斯拉夫地区的印刷业，还在文化传播上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将《圣经》从古教会斯拉夫语翻译成古白俄罗斯语，使宗教文本首次能被普通白俄罗斯人理解，将原本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接触的知识转化为普通民众可理解的形式。在“小书”的序言中，斯卡里纳也提及了他出版活动的目的：帮助普通人“学习智慧和科学”，“让那些学习了智慧的人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好”。

　　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是斯卡里纳版《圣经》的唯一保存者，馆藏包括1517-1519年在布拉格出版的10本《圣经》（六种装订）。这些作品代表了早期印刷术与手抄传统的过渡阶段，既采用了活字印刷技术，又保留了手抄本时代的一些美学传统，如精美的插图和装饰元素。除斯卡里纳版圣经之外，其他馆藏则全面展示了传统的书籍设计元素（首字母缩写、装饰头饰、衬线标题、书籍缩影等）、不同类型的斯拉夫文字以及16-18世纪的特色文学作品（福音书、诗篇、序言、礼拜书、圣传等）。

　　白俄罗斯语的发展史也是东欧语言演变的典型案例。白俄罗斯语基本上采用西里尔字母体系，但历史上曾有使用拉丁字母和阿拉伯字母的传统。古白俄罗斯语文献传统起源于10世纪基督教的传入，最早的文字传播中心是波洛茨克和图罗夫，这两地在12-13世纪就出现了地方编年史。13世纪末，地方语言中出现了古白俄罗斯语的特征，如塞音化（дзеканье）、塞擦音化（цеканье）等语音现象。从16世纪中叶开始，书面语言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古白俄罗斯语特征，为现代白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白俄罗斯语（古白俄罗斯语）曾是立陶宛大公国的官方语言，用于官方记录、外交文件和艺术作品。然而，18-19世纪古白俄罗斯语逐渐退出官方使用，先是被波兰语取代，后来又被俄语取代。因此，书面文学语言失去了地位，只能在民间使用。这种语言地位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地区政治权力的更迭。如今，白俄罗斯有两种官方语言——白俄罗斯语和俄语，而两种语言交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言形式，学术上称为混合语（трасянка，原词义是“劣质干草混合物”），这成为白俄罗斯语言生态的一个特色现象。

　　当我在明斯克的最后一天，从国家图书馆高处俯瞰这座城市时，思绪却不自觉地回到了旅程最初的布列斯特。两座城市虽然风貌各异——一个是充满现代感与苏联遗风的首都，一个是饱经战火的边境要塞——但它们共同构成了白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篇末有一些闲笔，补叙一些所见所想。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白俄罗斯民众对华的友好态度。官方层面的合作自不用说，自2022年9月中白建立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已成为白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在白俄罗斯投资建立的“巨石”工业园，位于欧洲经济地理腹地，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大陆的重要节点，具有连接东西方市场的重要战略价值。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种友好不仅体现在官方层面，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在街头遇到的集体出游小学生会用中文向亚洲面孔问好；步行街上的手风琴演奏者看到中国游客会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火车上的当地人虽对外国面孔好奇，却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流露出一种含蓄而真诚的友善。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设有专门的中文阅览室，收藏了从古典文献到现代著作的多样化中文书籍。我访问期间正值春节，阅览室的墙上还贴着喜庆的“福”字，展示柜里《四书五经》与毛选并排陈列，令人由衷地感慨“宾至如归”。

　　由于行程极为匆忙，我没能找到机会与当地民众开展深入访谈，关于当地实际上的生活水平，也只能通过有限的观察做出推测。白俄罗斯卢布对人民币的汇率约为1：2.2，布列斯特的酒店住宿每晚约100白卢，短途打车8白卢，普通餐厅用餐20白卢左右。这些价格对已经适应欧洲物价的留学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利好，但对比当地人的收入——明斯克人均月收入约2500白卢，布列斯特则只有1600左右，甚至还可能略有些虚高——就能理解为何某些服务和商品对当地人而言可能仍属于改善型消费。这种经济现实也反映在城市景观中：现代化的购物中心与苏联时期的公寓楼并存，新建的高档住宅与老旧的社区相邻，即现代性与传统元素、全球化与本土文化、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遗产在空间上的混合。这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大概是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得不面临的转型阵痛。

　　从边境小城布列斯特到首都明斯克，我自觉不断在历史记忆与现实处境之间徘徊。这个国家似乎永远处于十字路口：东方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独立自主与依附关系之间。布列斯特要塞的断壁残垣与“巨石”工业园的现代化厂房，斯卡里纳的古老印刷品与国家图书馆的数字档案——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共同构成了当代白俄罗斯的面貌。作为旅者，我自知无法真正理解这个国家的全部复杂性，但这次旅行确实让我重新思考了历史、记忆与认同的关系，以及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智慧。布列斯特与明斯克不仅是两座城市，更是两扇通向理解东欧历史与现实的窗口。透过这些窗口，我看到的不仅是过去的悲欢，也是当下的挣扎与未来的可能。

　　（作者：伍雨荷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注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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